3月7日，习近平同志在参加两会辽宁代表团审议时指出，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这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不断增强国际竞争力指明了方向和路径。如何振兴实体经济？应当看到，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振兴实体经济必须做大做强制造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发展迅速，到2010年制造业产值在全球占比超过美国，成为制造业第一大国。目前，在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220多种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但近年来，随着一些地方经济出现困难，有关中国制造业衰退甚至崩溃的论断不绝于耳。这种论断一般会采用两种论证方式：一是举几个制造企业倒闭的例子，进而断言某些地区乃至全国制造业都在衰退或者崩溃。显然，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盲人摸象”的论证存在明显的逻辑谬误。二是过分夸大中国制造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诸如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已经丧失、面临新工业革命的巨大挑战、缺乏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等，进而认为中国制造业无法应对这些问题和挑战，终将走向衰退乃至崩溃。应该说，这些问题和挑战不同程度存在，但它们能否导致中国制造业走向衰落乃至崩溃呢？显然不能。下面进行具体分析。
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压力也是动力
近年来，我国制造业面临的突出问题和挑战是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一些制造企业将生产工厂转移到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长期以来，劳动力低成本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制造业崛起的重要比较优势，但是，伴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步入后期、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以及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正在逐步消失。2010年，我国制造业人员平均工资为30916元，2015年上升到55324元。一些跨国咨询集团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虽然与发达国家比还相差很远，但已经明显超过了东盟等新兴经济体。毋庸置疑，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劳动力成本还会进一步提升，这是一国经济现代化的必然趋势。问题在于，如果中国丧失了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制造业就会崩溃吗？已经成长为制造业第一大国、正在从大国向强国迈进的中国，制造业未来发展的战略基点还要放在劳动力低成本优势上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关于我国制造业劳动力成本问题，应确立以下几点认识。第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利用要素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快速推进工业化进程，这无疑是正确的发展道路。第二，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进入后期，出现了劳动力成本提高的趋势，这既受农业劳动力转移增量与新增劳动力总量都逐年减少的供求关系影响，也是发展理念转变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必然要求。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正在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依靠低成本劳动力优势是不可能实现这种转变的。而且，提高劳动者尤其是普通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坚持共享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第三，从微观企业层面看，虽然劳动力成本提高会影响制造企业效益，一些创新能力不足的企业会出现破产或向低成本国家转移工厂的现象，但这正是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我国经济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本身就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一些企业被淘汰，还会有更多的创新型企业成长起来。一旦制造企业认清这个发展大势，劳动力成本上升压力就会变成企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动力。
实际上，近年来已有众多制造企业化成本压力为创新动力，沿着制造业高端化、信息化、服务化、智能化、绿色化的发展方向不断探索创新，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我国制造业增长的新动能正在形成。那些因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而断言中国制造业行将崩溃的人，将大跌眼镜。
新工业革命：是挑战更是机遇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纷纷提出以重振制造业和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如美国推出“先进制造业行动计划”、德国提出“工业4.0”等。“再工业化”的核心并不是简单地提高制造业产值比重，而是通过现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制造与服务融合来提高复杂产品制造能力以及快速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能力，使制造业重新获得竞争优势。这被认为是掀起了一次新工业革命。这次新工业革命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基础、以数据为核心投入要素、以智能制造为主要方向、以范围经济为主要效率源泉的产业融合发展和社会经济变革。新工业革命对我国制造业的挑战在于：一方面，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智能化应用，会进一步降低劳动成本在制造业总投入中的比例，从而加速弱化我国的要素低成本优势；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利用其在新工业革命中的先发优势，不断强化其全球竞争优势和价值链高端位置，我国如果不能快速赶上，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就会进一步拉大，还可能形成对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抑制和对原有产业赶超路径的封堵，不利于我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
但是，新工业革命对我国制造业不仅仅是挑战，更是一次重大历史性机遇。我国已经步入工业化后期，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新工业革命催生了大量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为我国产业从中低端走向中高端奠定了技术经济基础、明确了发展方向，为我国科学制定产业发展战略、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掌握发展主动权提供了重要机遇。与前两次工业革命发生时我国积贫积弱的情况不同，现在我国综合国力已居世界前列，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厚实的制造基础，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和名副其实的工业大国，具备了抓住这次工业革命机遇的产业基础条件。同时，我国具有规模超大、需求多样的国内市场，可以为新工业革命提供强大的市场需求动力。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2015年5月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制造2025》。这是着眼于国内国际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变革的大趋势制定的一个长期战略性规划与高端产业发展、技术进步路线图。它以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重点，以促进制造业创新发展为主题，以提质增效为中心，以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为主线，以推进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对重大技术装备的需求为目标，着力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制造业由大到强的历史性跨越。虽然《中国制造2025》出台还不到两年，但无论是在创新中心建设等五大工程方面，还是在质量品牌建设、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等方面，都已经显现明显效果。
可见，面对新工业革命，我国有能力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事实将证明，我国制造业不仅不会因新工业革命的挑战而崩溃，反而会抓住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例如，近年来我国电子商务、智能手机、智能支付等发展迅猛，发展速度远远超过发达国家。又如，浙江、广东的很多制造企业逐步实施智能机器对劳动力的替代，有效化解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不利影响。
自主创新能力：虽然薄弱但在快速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预计到2020年将基本实现工业化。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快速工业化，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当然，这个快速发展的过程决定了我国制造业与发达国家已经发展了上百年的制造业相比，在品牌、质量和核心技术等方面还缺少历史积累，存在制造业大而不强问题。我国制造业发展到现在，面临的根本问题是自主创新能力还显薄弱，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较大，主要表现在：传统产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关键装备、核心零部件和基础软件还依赖进口和外资企业；对新兴技术和产业领域全球竞争制高点的掌控不够，支撑产业升级的技术储备明显不足；创新资源协同运作不畅，技术创新链条存在不同程度的脱节问题；等等。这意味着我国虽是工业大国，但还不是工业强国。正因如此，在《中国制造2025》中，我国规划分三步走建设制造强国：第一步，到2025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第二步，到2035年我国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第三步，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我国制造业大国地位更加巩固，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
针对创新能力还比较薄弱的现实，我国正在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创新发展作为新发展理念之首，明确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推动下，我国创新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总额逐年提高，2016年已达1550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到2.1%，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居发展中国家前列，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2015年，我国受理专利申请279.9万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突破百万件，我国成为首个年度接受专利申请量超百万的国家。到2016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已连续6年位居世界首位。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等《中国制造2025》中提出的十大重点领域发明专利年均增长率超过23%。“十二五”期间，我国在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潜器、超级计算、北斗导航等战略高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高铁、4G移动通信、核电、电动汽车、特高压输变电等重大创新成果加速应用。另外，百万千瓦级核电装备国产化率提高到85%以上，一系列大型成套电力装备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可见，虽然我国制造业的技术水平相对于世界制造强国还有一定差距，但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推动下，我国制造业创新能力正在快速提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呈现加速赶超的态势。经过30多年的快速工业化进程，我国制造业已具备了厚实的产业基础、全面的配套体系、蒸蒸日上的创新能力，有能力创造新辉煌。
从新一轮科技革命看培育供给侧新动能
当今世界正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期，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产业化进程加速推进，新的产业组织形态和商业模式层出不穷。与此同时，我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经济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经济发展进入速度转向中高速、产业迈向中高端的新常态。科学认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特征和影响，努力把握历史性新机遇，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培育供给侧新动能，对推进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至关重要。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基本特征
从历史上看，科技和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是“革命”。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学术界大体上有两到三次科学革命、三到六次技术和产业革命等不同分类。1983年，英国经济学家佩蕾丝按照技术经济范式的转变，将1771年以来的技术和产业革命划分为五次，即早期机械时代、蒸汽机与铁路时代、钢铁与电力时代、石油与汽车时代和信息与通信时代。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在发达国家纷纷推进“再工业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世界在经历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蒸汽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电力时代后，进入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信息时代。德国则从工业化阶段入手，将信息时代细分为基于信息技术的自动化阶段和基于物理信息系统的智能化阶段，形成从工业1.0到工业4.0的四次工业革命分类。无论如何划分，学界达成的基本共识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以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为基本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一直在孕育发展。从技术经济范式角度分析，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至少已显现出以下特征。
以信息技术的突破性应用为主导驱动社会生产力变革。20世纪90年代以来，计算机芯片处理技术、数据存储技术、网络通信技术和分析计算技术获得重大突破，以计算机、互联网、移动通信和大数据为主要标志的信息技术、信息产品和信息获取处理方法呈指数级增长，并在社会经济中广泛运用，与现实生活深度融合，由此带来诸如电子商务、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生产生活方式的革命性变革。与此同时，能源技术、材料技术和生物技术等创新也取得程度不同的突破性进展，以信息技术为核心共同构成新一代高新技术群，为社会生产力革命性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
以信息（数据）为核心投入要素提高社会经济运行效率。人类的社会活动与信息（数据）的产生、采集、传输、分析、利用直接相关。随着信息技术的突破发展，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个人电脑、移动终端、可穿戴设备、传感器及各种形式的软件等信息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在“云（云计算）+网（互联网）+端（智能终端）”的信息传导模式下，信息（数据）逐步成为社会生产活动的独立投入产出要素，而且可以借助信息物理系统等大幅提高边际效率，成为决定社会经济运行效率、促进可持续发展以及提升现代化水平的关键因素。信息基础设施的重要价值正日益凸显。
以智能制造为先导构造现代产业体系。现代产业体系创新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来自制造业发展，而制造业发展又可以为其他领域提供通用技术手段，推动技术创新。伴随芯片技术的突破发展、互联网设施的发展完善、传感器价廉量大的供给和先进制造技术的日臻完善，智能制造产业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先导迅速发展，支持和带动了智慧农业、智慧城市、智能交通、智能电网、智能物流和智能家居等各个领域的发展。智能制造依靠数据、软件等核心要素投入，以工业互联网为支撑，以电子商务为平台，促进了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加快了对传统产业的改造，推动三次产业在融合发展中逐步转型升级，形成具有更高生产率的现代产业体系。
以追求范围经济为导向不断创新社会分工形态。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的传统分工强调的是规模经济，大规模流水线生产将规模经济效应发挥到极致。由于数据要素具有更好的资产通用性，以数据为核心要素、以“云、网”为基础设施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更能发挥范围经济的作用，即同时生产两种以上产品的成本比分别生产每种产品所需成本的总和要低。于是，生产组织和社会分工方式更倾向于网络化、扁平化，大规模定制生产和个性化定制生产将成为主流制造范式，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商业模式不断涌现，企业组织边界将日益模糊，基于互联网平台的共享经济和个体创新创业将获得巨大发展空间。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给我国的机遇与挑战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意味着工业化和信息化加速融合，我国工业化迎来一次重大历史性机遇。我国已步入工业化中后期，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催生了大量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我国产业从中低端走向中高端奠定了技术经济基础、指明了发展方向，为我国科学制定产业发展战略、加快转型升级、增强发展主动权提供了重要机遇。我国综合国力位居世界前列，已形成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庞大的制造基础，具有规模超大、需求多样的国内市场，具有抓住这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产业基础条件和广阔需求空间，有能力抢抓机遇、乘势而上，推进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实现跨越式发展。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对我国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迫切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创新能力、培育新的发展动能。从国际看，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和竞争格局加快重塑，发达国家积极推进“再工业化”，利用先发优势不断强化其全球竞争优势和价值链高端位置，对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形成压力。从国内看，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结构性矛盾加剧，基于低成本的数量扩张型工业化路径越来越难以适应消费转型升级的需要，亟待通过创新培育新的供给能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强调以消费者为中心，信息化带来的消费革命已率先发生。我国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主流消费更加注重个性化、安全性、品质、品牌和服务。而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够强，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所催生的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的发展需要相比还有差距，如传统产业的许多关键装备、核心零部件和基础软件严重依赖进口和外资企业；尚未登上新兴技术和产业领域全球竞争的制高点，支撑产业升级的技术储备明显不足；创新资源协同运作不畅，技术创新链条还存在断裂脱节问题；等等。应对这些挑战，迫切需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创新能力、培育新的发展动能。
通过深化改革培育供给侧新动能的着力点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突破的形势下，随着我国人口红利趋于消失、企业制造成本不断上升、资本边际回报率逐步下降，我国供给侧旧的经济增长动能日渐式微。培育新动能必须依靠技术创新，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义之一正是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因此，培育供给侧新动能的关键在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完善技术创新生态，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一国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不仅需要研发资金和人才投入等要素数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创新要素之间、创新要素与系统、系统与环境之间动态关系的优化，即整个创新生态系统的改善。当务之急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破体制机制束缚，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构建新型创新平台，提高创新生态系统的开放协同性，形成开放合作的创新网络和形式多样的创新共同体，进一步优化创业创新环境。
构建科学的政策机制，大力落实“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战略。为迎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国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战略，规划了中国制造的“五大工程”“十大领域”和“互联网+”的“11项行动计划”。当前，应构建科学的政策机制并积极贯彻落实这些战略。应注意正确处理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关系，切实把握好产业政策实施力度，既发挥产业政策的扶持、引导和推动作用，又避免落入政府大包大揽、急功近利的强选择性产业政策窠臼。在推进方向上，既应重视智能制造、绿色制造、高端制造等新技术、新产业和新商业模式本身的发展，又应重视新技术、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在传统产业领域的推广应用。
加强制度创新和人力资本培育，加大“云、网、端”基础设施投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孕育突破带来日新月异的变化，要求我们的思想观念、人才结构、管理制度、基础设施等方方面面都要与之相适应。为此，一方面要深化教育、科技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倡“工匠精神”，完善人才激励制度，优化人才结构，大力实施知识产权和标准战略，强化无形资产保护，提升我国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软实力”；另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大数据、云技术、超级宽带、能源互联网、智能电网、工业互联网等信息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补齐智能基础设施短板，提升我国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硬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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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微信公众号 战略前沿技术
